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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1月，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皇皇九大卷《余光中集》，受到廣泛注意；2004年4月，備受海內外華語文學界矚目的第二屆“華語文學傳媒大獎”開獎，余光中成為2003年度散文家獎得主
近日報刊上關于他更是連篇累牘，“文化鄉愁”、“中國想象”、“文化大家的風范和氣象”之類的溢美之辭讓人頭暈目眩
今年4月21日的《新京報》上，一位記者在其“采訪手記”中這樣寫道，“高爾基提前輩托爾斯泰‘一日能與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，我就不是孤兒’，況且曾相見并有過一夜談呢？”他將余光中比作托爾斯泰，并為自己能見到這位大師而感到幸運萬分，這段“驚艷”之筆將大陸的“余光中神話”推到了極端
遺憾的是，這些宣傳和吹捧說來說去不過是余光中的“鄉愁”詩歌和美文，而對余光中在臺灣文學史上的作為毫無認識，因而對于余光中究竟何許人并不清楚
不過，對于普通的讀者也許不應該苛求，因為大陸對于臺港文學一向隔膜，而余光中又善于順應潮流
舉例來說，在九大卷300余萬言的《余光中集》中，余光中的確是十分干凈和榮耀的，因為他將那些成為他的歷史污點的文章全部砍去了，這其中包括那篇最為著名的被稱為“血滴子”的殺人利器《狼來了》
但在行家眼里，這種隱瞞顯然是徒勞的，每一個了解臺灣文學史的學者都不會忘記此事，海峽兩岸任何一本臺灣文學史都會記載這一樁“公案”
鄉土文學之爭 余光中在臺灣文壇上的“惡名”，開始于“唐文標事件”
70年代初，臺灣文壇開始對一統臺灣文壇的“橫的移植”的現代主義詩歌進行批評反省，其標志是唐文標先生的系列批評文章，他在1972年到1973年間的《中外文學》、《龍族文學評論專號》、《文季》等刊物上先后發表了《先檢討我們自己吧！》、《什么時代什么地方什么人》、《詩的沒落》等文章，批評臺灣現代詩的“西化”和脫離現實的傾向
這一系列文章在文壇引起了震動，引發了關于現代詩以及現代主義的大爭論
在這場論爭中，余光中當時是維護現代詩的代表人物
關于論爭的是非本身，這里無需加以評判
想提到的是，余光中一出手就顯示出他的不厚道
在《詩人何罪》一文中，余光中不但言過其實地將論爭對方視為“仇視文化，畏懼自由，迫害知識分子的一切獨夫和暴君”的同類；而且給對方戴上了在當時“大陸”的臺灣最犯政治忌諱的“左傾文藝觀“的帽子
所以就有論者揭露余光中搞政治陷害，如李佩玲在《余光中到底說了些什么》一文中指出：“這樣戴帽子，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標（也算得上是壓迫知識分子了吧），還在嚇阻其他的人
” 但這樣的批評對于余光中沒有產生什么效果，在70年代后期著名的臺灣鄉土文學論戰中，余光中變本加厲地施展了他的攻擊手段，并且與國民黨官方、軍方配合申伐左翼鄉土作家
在這場鄉土文學論戰中，臺灣鄉土文學受到的最大攻擊來自兩個人，一個是代表官方的國民黨《中央日報》總主筆彭歌，另一個就是余光中
在鄉土作家看來，最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強調“”的官方言論，而是余光中關于臺灣鄉土文學“聯共”的誣告
1977年7月15日至8月6日，彭歌發表了系列官方文章，強調“愛國是基本的大前提”，不是“蹈入了‘階級斗爭’的歧途”
緊隨其后，余光中在8月20日《聯合報》發表了《狼來了》一文，影射臺灣鄉土文學是大陸的“工農兵文藝”
他在此文開頭大量引述了毛澤東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》的觀點，以此證明臺灣鄉土文學的思想與前者的相類，并且說：“目前國內提倡‘工農兵文藝’的人，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義，是為天真無知；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，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
”接著，他從攻擊大陸的共產黨文藝統治談起，抱怨臺灣的“黨治”未免過于松懈，對于鄉土作家過于客氣： “
兒子來到微信，搖曳，聲音有點愚蠢，感冒，必須吃藥
可以連接到前面，老朋友，我仍然想到，我會不可避免地，我想有一個評論和文章評論，兩個不正確
最終，仍然在夜晚，這個深刻的道路光，它似乎有♥，我喝醉了，生活并不后悔
當我打起來時，我跳到了我的眼里
朋友們，你想思考它，真的不是，每個人都很樂意分享，文字和文學，悠閑，雅杰，幸福快樂永遠是永遠的，晚安睡個好覺
11、記住了，自己喜歡的東西，就不要問別人好不好看
喜歡勝過所有道理，原則抵不過我樂意
立秋收夏色，輕雷模糊地穿梭七弦琴潤長安之蒙蒙小雨，滴答滴答地清醒窗外婆娑樹影透過簾櫳，與幾案上的七弦琴弦訂交甚歡，猶如稀世寶物，風荷搖思俯身盤弄七弦，只聽得玉鳴錚錚，蓋過了檐下小巧精致雨聲
真的，內心一直很慶幸自己，當年能夠選擇那個行業，畢竟，建筑系橋梁專業的生涯，給我生命中留下了許多難忘的歲月
而往往，在青春的時光隧道里，那些第一次，都讓我得到了許多或恐懼或美好的回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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